团购市场报告 满堂网等2家上海本地团购网站上榜 上海团购网站大全123

莫名的硝烟“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子”

我们最好记住1931 年9 月18 日，因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第——章约翰·鲍威尔

一、9月18日白天没啥大新闻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从新闻角度来看平淡无奇。最大的新闻，由新闻机构自己制作。爱国报人刘彦工创办的“《新天津报》”发布了一条虚假消息：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江西被捕。

同日，该报社被天津市当局查封，并责令停刊。签署扣押令的人是上任不到半年的24岁的天津市市长张学明。张市长原本心情不错。他刚刚抄了一份滋补粥单，准备寄给远在北平的大哥张学良。喝粥可以健脾胃、理气血、帮助哥哥治疗伤寒、戒掉毒瘾。

谁能想到《新天津报》会这么乱，简直是雪上加霜。张学明还远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入门级的政治家。但中原大战之后的敏感局势他却是非常清楚。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他的哥哥很警惕。奉天境内的报纸竟然声称“何应钦被刺杀”。偏执的蒋介石会怎么想？他必须狠狠地对付《新天津报》，以免哥哥陷入更深的怀疑。

张学良不知道天津发生了什么以及他的弟弟张学明的想法。协和医院的豪华病房里，他整天哼着歌，“我在这里装懒，睁着杏仁眼，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嗯，梅老板实在是模仿不出来那种怨恨和疯狂。没关系，你可以马上听原版。当晚张学良在中和花园订了包厢。该剧是梅兰芳的《宇宙锋》。受邀与他一起看戏的人是香港富商何东。何家的儿子何世礼在东北服役，担任陆军第七旅第620团炮兵连长，驻扎奉天北营。

9月18日晚，张学良的节目相当丰富，不仅有梅兰芳的戏。观剧前，张学良约了自己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威廉·邓恩共进晚餐。段娜之于张学良，就像教堂忏悔室的神父之于忏悔的信徒一样。当少帅思绪混乱，需要问题的答案时，杜安娜就会被召唤出来。段娜似乎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起拍价是根据预测三五年后发生的事情而定的。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人会用预言般的表情指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吃饭时，张学良想听听段安娜对东北局势的看法。日本关东军近期变动频繁，与东北军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急剧增加。达纳的分析是从上帝超然的角度出发的。中原大战，耗尽了国家元气。东北军出兵边境助蒋后，冯派将目光转向华北事务。东北边防空虚，自然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张学良不解的是，如果日本真的在东北闹事，难道就不怕国联特别是英美的干涉吗？段娜留下了充满神秘感的回复：“东京高层政界肯定害怕英国和美国，但日本军人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听从政客的命令。”段娜说完，就起身回家了。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芝、赵四小姐赶到中和花园。

梅老板的《宇宙锋》是晚上9点演出的。看完片头介绍“杜鹃啼枝头，血泪暗哭”，女主角赵燕蓉优雅亮相，全场瞬间欢呼起来。什么叫大战，什么叫名演员？只要一开口，就能控制人致死。

在中和园唱诵打打的同时，距离北京700公里的奉天正在安排另一场大戏。城外东北军北营以南800米处，八道身影正在夜色中鬼鬼祟祟，在南满铁路上搞鬼。他们把一袋袋黄色的东西塞进两根铁轨之间的接缝里。几分钟后，一声巨响打破了长夜的寂静。火光照亮了寂静的黑色大地，破碎的睡者飞向四面八方。破坏者隶属于日本关东军铁道警备队柳湖支队，领头军官是河本守中尉。做了坏事之后，他们并没有急着离开。他们还在现场安放了三具身穿东北军制服的平民尸体。一起“中国军队袭击南满铁路”，事件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时20分。

听到爆炸声后，埋伏在附近的关东军独立卫队第二大队立即向北大营发起攻击。日本兵的表情惊恐又歇斯底里。他们之所以提心吊胆，是因为他们只有六百多人，而这六百多人还要面对东北军精锐第七旅，总共八千人。只需用几根手指就能看出，这次攻击是一场必胜的游戏。因为他们注定要死，所以他们歇斯底里，想要炫耀自己最后的疯狂。

甘愿赴死的日本兵在战斗中才发现，他们要做的不是出问题，而是出分题。直到六百余日军冲进北大营，都没有遇到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抵抗。日军惊讶地发现，北大营军械库的大门紧锁，里面整齐地堆放着枪支弹药，车库里静静地停着坦克。于是大屠杀开始了。不少东北军士兵在军营中被枪杀或刺死，还有一些士兵冻在哨位上等待被杀。凡是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都会熟悉当晚北大营的场景。那是野狼闯入羊圈，随意选择食物的快乐。公平地说，狼捕猎羊的效率并不高。毕竟，狼的数量有限，只有六百只。更重要的是，狼携带的弹药也有限，不足以一次性杀死八千只羊。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里有8000只羊。这8000只羊定为东北军第七旅。八千只羊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一刻，他们看上去就像是要互相杀死对方一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茫然，也没有去想别的。当日本兵刺入他们的胸口时，他们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可笑的平静。我该怎么说呢？他们正在执行命令，并且忠实地执行命令。他们执行的命令被称为“不抵抗”。

9月6日下达不抵抗令，张学良电告东北军参谋长荣震：“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日趋活跃，凡事最好谨慎对待，无论日军如何寻衅，我们都要百般容忍，不能反抗，不能滋事。席逊立即向全体部下发出密电，密切关注。”此后，该命令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东北军整个指挥系统以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待着灾难的到来。令人悲伤的是，9月18日晚，东北军指挥系统彻底瘫痪。所有高级指挥员均不在岗位上。第七旅旅长王一哲参加沉阳市抗洪救灾。东北军参谋长荣震也出席了沉阳市的家宴。东北军代理司令员张作祥在家乡锦州悼念父亲。站在决策金字塔顶端的人——张学良坐在中和花园的包厢里，《宇宙锋》快要到达“金殿”阶段了。

北大营，一座建于清末的军事重镇，被日军以极其戏剧性的方式占领。也许称其为“接管”更合适。占领北大营的当晚，迷茫的战士们接到的最高也是最后的命令，就是荣震给七旅参谋长赵振凡的电话：“不抵抗，不许动静，把枪收进仓库，坚持死，大家善良，为国牺牲。”这确实是一个死亡命令。

还有一些不服从命令的人，其中包括第7旅第620团团长王铁汉和何家子弟何世礼连长。 9月19日凌晨，第七旅准备撤离北大营时，遭到日军拦截。王铁汉忍无可忍，下令还击。马克，王铁汉下令开枪，是抗战第一枪。

遗憾的是，抗战第一枪被迫在撤退过程中打响。从此，东北军一路南撤，留下了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同胞，也有他们年迈的父母。漫山遍野有森林、煤矿、还有大豆、高粱……

第七旅撤出北大营当天，日军侵入沉阳，随后占领了东部三省的重要城镇。 1932年2月，整个东北沦陷，日本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和奴役。 “9月18日事变”不仅是日本企图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世界上法西斯国家第一次发动的侵略战争。它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二、驻华外国记者并不感到惊讶9月18日晚，梅老板发现台上有异样。他饰演的赵燕荣正在金殿里装疯卖傻，突然看到有人匆匆走进张学良的包厢，在张学良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由于距离较远，梅兰芳没有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见张学良突然站起来，大步走出包厢，没有和其他客人打招呼。台上的梅兰芳判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在张学良耳边低声说话的人，正是唐国桢副官。唐副官汇报：参谋长奉天荣震有紧急电话，元帅必须亲自接听。少帅要亲自接听号召，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彻底改变中国和张学良个人命运的大事。可笑的是，少帅当时并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 也许像往常一样是日本人造成了摩擦，所以他选择不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张学良的误判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9月18日”事件最初是关东军情报科科长板垣征四郎和作战科科长石原宽二背着日本首相若月礼二郎策划的军事冒险。谁能想到冒险家丢下一颗种子，收获的白山黑水比英国和法国的面积总和还要大。

1990年12月，89岁的元帅结束软禁后接受了NHK采访。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鲁莽。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正如少帅五娘（张作霖五妃）守仪常说的：戏演完了，家就没有了。

靠着孟浪这个轻信的孩子来守护祖宗的传承，注定要托付给别人。尴尬的是，了解情况的却是一些局外人，比如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威廉·唐纳，以及美国著名记者、《密勒氏评论报》的出版人兼主编约翰·鲍威尔。鲍威尔是唐纳的老熟人，他们的关系始于1918年。如果说唐纳发现了日本前线士兵鲁莽行事的特点，鲍威尔则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巨大胃口。

约翰·鲍威尔

当“9月18日事件”爆发时，鲍威尔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他身边驻扎的大多数驻华外国记者也没有感到惊讶。在鲍威尔看来，两个月前发生的“中村事件”足以暴露日本针对中国的全部意图。东京的主基调是扩大事态、挑起战争。还需要问吗？不愧是知名品牌啊！

顺便说一句，就在事件发生前几天，鲍威尔在华懋酒店接受了美国西海岸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员切斯特·罗威尔的采访。罗威尔专程从旧金山来到上海，为9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协会做准备。鲍威尔问罗威尔：“如果太平洋国际协会期间中日爆发战争，协会应如何应对？”罗威尔被这个问题弄得有些困惑。一向能言善道的他，一时无言以对。他顿了好一会儿，才沮丧地回答：“我想，战争将会结束一切。”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应验了鲍威尔的预测。到9月20日太平洋国际协会正式召开时，日军已经在东北肆虐。会议开幕式上，中日双方代表互相争吵、大骂，几乎全面摊牌。不得已，会议主办方临时决定将会议移至气氛相对轻松的杭州举行。同时，拒绝记者采访。尽管如此，中日代表激烈对抗的消息还是被传出。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条评论，改编了太平洋国际协会“发现事实”的口号：为什么要刻意发现事实？事实就摆在我们眼前。两年一度的会议一直是日方努力掩盖事实、中方努力揭露真相的场合。

鲍威尔的论点是有根据的。两年前，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严宝航披露了《田中奏折》。而《田中奏折》是张学良以最隐蔽的情报人员，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的。

不客气地说，在20、1930年代，美国记者鲍威尔是最了解中日关系走向的人。他的敏锐嗅觉绝不是内部人士张学良、蒋介石可以比拟的。唯一能与鲍威尔匹敌的，恐怕就是已经辞职的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了。虽然有点尴尬，但也有预言性。中国人的顾维钧是因为他有更好的世界观，美国的鲍威尔正是因为他更了解中国。

1931年已是鲍威尔来华第14个年头。鲍威尔年轻时是一名记者，在新闻实践中并没有什么成就。 1916年，30岁的他回到母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担任讲师。在他读完一年的讲义之前，太平洋彼岸发来一封电报，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被誉为“美国东方报业大师”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托马斯·米勒(Thomas Miller)给院长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打电话。米勒卖掉了自己持有的全部《大陆报》股股票，准备在上海创办一份新的周报。他请威廉帮忙寻找合适的人选与他一起创业。威廉想了又想，就想到了年轻的鲍威尔老师。鲍威尔对中国一无所知，但他还是决定赌一把。毕竟，他的新闻理想并没有消退。 1917年初，他买了一张去中国的单程船票。

《密勒氏评论报》 成立于1917年6月9日，秉承“让远东局势的发展让我国了解；同时让西方的发展让东方了解”的宗旨。《密勒氏评论报》虽然是一份英文报纸，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22年，米勒担任北洋政府的全职顾问，鲍威尔接管了该报的全部编辑和管理工作。他与米勒的办报理念高度一致。难能可贵的是，他更愿意深入中国社会内部观察和思考，更接地气地进行报道和评论。 1923年5月，鲍威尔从南京乘火车北上，前往报道美国红十字会资助的救灾项目。不料火车在河北临城被土匪孙美瑶劫持，引发轰动一时的临城抢车案。鲍威尔在被土匪囚禁期间，居然写了一篇有趣的经历报告《匪窟历险记》。

一个打通了中国社会三大宗教、九大潮流的人，无疑对中国事务更有发言权。对于这个内忧外患不断的古老国家，鲍威尔有自己的看法：“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是西欧或日本的附庸”。

从鲍威尔来到中国的那一刻起，他所了解的事实就支撑着一种强烈的直觉。是的，中国独立的最大威胁就是日本，而日本攻击中国的切入点就是中国东北。 “9月18日”事件无非是印证了他日益坚定的结论。

三、鲍威尔笔下有东北的真相鲍威尔对9月18日事件并不感到惊讶。令他惊讶的是国际社会的冷静态度。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出温和抗议，各大国对此事件的最初反应是向“冲突区”派遣观察团。

难道有什么错误吗？这不是冲突，这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鲍威尔决定抛开那些政客，亲自去东北探个究竟。《密勒氏评论报》 在出版之初，托马斯·米勒说道：“该死！我们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鲍威尔组织了外国记者采访团。除了他本人之外，采访团队还包括美联社的格伦·巴布、路透社的弗兰克·奥利弗、合众社的约翰·莫里斯、国际新闻社的爱德华·亨特等。采访团队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年轻人，埃德加·斯诺，他刚刚从印度旅行归来。他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鲍威尔的师弟。他还担任鲍威尔的助理，电话：《密勒氏评论报》。当然，斯诺还不是主角，他是主角鲍威尔的助手。直到五年后，斯诺访问中国腹地的陕甘宁苏区，才真正成名。

由于《密勒氏评论报》是周报，并不及时，所以鲍威尔和斯诺都是其他媒体的“特约记者”。 Powell 的编号为《曼彻斯特导报》，Snow 的编号为《伦敦每日先驱报》。据鲍威尔回忆，沉阳失守后，他一直负责报道东北战场新闻。他实际抵达沉阳的时间应该是在第四太平洋国际协会开幕之后，比1931年9月19日晚了几天。不过也不会太晚，因为他赶上了调查犯罪现场。不用说，犯罪现场是由日本人控制的。

接待外国记者的是日本关东军发言人岛本少校，他的英语带有牛津口音。岛本用牛津口音向外国记者背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这里发生了事故，穿着张学良将军常服的中国军队炸毁了沉阳郊外的一段日本铁路，日军被迫采取行动，对沉阳郊外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为了证明自己有理，岛本带着记者来到沉阳郊外东北军北营以南800米、南满铁路六条湖段的——案发现场。

不得不承认，日本的舞台布景和道具非常精致。即使他们玩的是极其幼稚的把戏，他们也会表现出成年人的认真和正直。在受损路段更换了三根枕木和一段铁轨。铁路附近躺着三名中国士兵的尸体。岛本适时地添加了旁白：他们（中国士兵）就是在这里引爆的，炸毁了三张枕木和一段铁轨。那么，从三名中国士兵倒下的位置来看，他们是在仓促逃跑时中弹的。岛本操着牛津口音，渐渐地开始谈论火车。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虽小但却至关重要的细节：三名中国士兵躺着的地方没有一丝血迹！你不是说他被枪杀了吗？日本人忽视的细节很快就被鲍威尔捕捉到了。真尴尬。《曼彻斯特导报》 鲍威尔的报告很快就发布了：《令人生疑的南满铁路现场》。

在沈阳市，记者毒眼发现了更多奇怪的现象。走进一家日本人经营的照相馆，鲍威尔看到墙上挂着许多有趣的照片。他们身上，人们手持武器，戴着臂章，但穿着便服。一些留在沈阳的西方商人悄悄告诉鲍威尔，照片中的便衣年轻人是乔装的日本兵。他们有数千人，案发前以“游客”或“学生”身份潜入沉阳。当他们听到行动的信号时，便分头行动，占领了城内的要地。行动时间是1931年9月18日晚上10时20分左右，张学良坐在中和花园的包厢里，敲着梅老板的歌词节奏。

鲍威尔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日方便衣军人侵占沈阳》的内幕故事，并附有他在照相馆复制的照片，并于《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他写道：“据目击者称，数千名乔装打扮的日本兵提前潜入沉阳，控制了战略要地，其中不少人得意地去日本商人开的照相馆拍照，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存在。所谓六条湖爆炸是日军为攻占沉阳而捏造的借口，整个事件是日军一次秘密策划的行动。” 《密勒氏评论报》 摆上摊子几个小时后，关东军参谋本部就得到了消息。日军搜查了沉阳街头的各个照相馆，没收了所有可以用来炫耀的照片。

但事件曝光后的掩盖，就像包火纸，除了火上浇油之外没有其他目的。更何况，对日本人指手画脚的还是《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随着采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信息。 9月18日事变前几个小时，大批日军乘火车越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在沉阳的一座日军粮仓里，日军在几个月前秘密修筑了野战炮兵工事，炮口瞄准了沉阳的兵工厂。日军进攻沉阳时，粮仓里的大炮齐声开火，把波纹铁栅栏炸得漫天飞舞。住在粮仓附近的鲍威尔同胞肯德尔·格雷厄姆特意带他去看了大炮。现场勘察的结果是，所有大炮的炮体上都标有“采矿机械”字样。啊，立下大功的“矿机”。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9月18日晚在沉阳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事情。鲍威尔用笔道出了真相。日本人就像笨手笨脚的小学生一样，在他的注视下改正自己的错误。他们很着急，也很困惑。积累起来的耻辱逐渐变成了愤怒，日本人越来越难以容忍美国记者的爱管闲事。 1931年底，鲍威尔前往北满采访，并撰写调查报告：日军以窝藏游击队为借口，在一个村庄屠杀了3000名中国人。文章彻底激怒了日本人，关东军剥夺了鲍威尔在中国东北接受采访的资格。

鲍威尔乘火车南下时，在山海关停留。冬季的长城第一关呈现出一种末日般的荒凉。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正沿着铁路线向南撤退，随行的还有大批政府官员和铁路工人。这就是东北沦陷时的情况，也预示了几年后华北、华东的情况。或许，远东乃至世界都在日本的谋划之中。雄心勃勃而又谨慎，这是鲍威尔对日本人最深的印象，他对日本人的看法也很准确。在当地邮局发给报社的电报中，他提出了一个令他困惑的问题：日本人既然明目张胆地发动侵略，为何还要如此费尽心思地掩盖自己的阴谋？多么奇怪的民族啊。

相比之下，中国人就简单多了。有时，即使面对日本人赤裸裸的暴行，他们也忘记了反抗。

四、日本的头号国家公敌关于“9月18日”事件的一系列报道发表，鲍威尔如愿进入了日本人拟定的反日外国记者黑名单，并且位居榜首。日方拒绝了他所有涉及日本的采访请求。他所操作的《密勒氏评论报》在日占区是禁止发行的。与此同时，他收到的死亡威胁也越来越频繁。

瞧，日本人的小伎俩，总能让别人难堪，却不让自己难堪。私下里，鲍威尔时不时会对着墙壁无奈地摇头。他的角色具有浓郁的欧美个性。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一个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能够冷静地干出令人发指的坏事，没有任何道德包袱，专注于技术层面。

与日本人相比，更让鲍威尔摇头的是中国人。虽然它们看起来一模一样，但内在却有很多差异。在国家之间的博弈中，中国人有着令人心疼的纯真和孩子气。他们总是用自己的善良去拯救别人，认为对手不会做这样的恶事。作为旁观者，鲍威尔对中国人的处境感到担忧，他的担忧感远远超过了当事人。

9月18日事件六年后的情况表明，鲍威尔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 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一周后，《密勒氏评论报》火速印刷了一份“战时特刊”。 《战时特辑》用了大量篇幅调查事件原因、追踪战争进展、报道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此外，还专门用了几页的篇幅，就报社员工的损失、印刷厂被炸、办公室煤气供应被切断等情况向读者进行解释和道歉。淞沪之战结束，上海华杰沦陷。鲍威尔判断，孤立的上海租界不会持续太久，迟早会不复存在。但他仍然选择留在上海。准确的说，他没有犹豫。作为一名记者，他有义务让西方世界了解战争下的中国。《密勒氏评论报》的目的是“让我国（美国）清楚地了解远东局势的发展”。

正如鲍威尔预测的那样，在上海隔离期间，在华外国人的处境也岌岌可危。此时，上海的暗杀风潮异常强烈，不少“对日不友好”的外国人意外身亡。排在反日外国记者黑名单榜首的鲍威尔的个人风险很高。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生命几乎每天都受到威胁。环境如此艰苦，鲍威尔却一意孤行，继续在上海租界生活和工作。他倾尽全力维持报纸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密勒氏评论报》不仅全景报道了中国各地的抗日战场，而且每期还发表一篇揭露王伪组织内幕的文章，如周佛海与陈公博的纠葛、丁默村与李士群的暗斗等等，令人扣人心弦、过瘾。《密勒氏评论报》 当时洛阳的纸很贵，每周六卖的时候总是被读者抢购一空。甚至还有重印版和第三版。鲍威尔不得不释放一些印刷能力，印刷之前几期读者反响强烈的报纸。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日本人终于抓住机会对付长期以来不喜欢他的鲍威尔。《密勒氏评论报》于12月13日被日军缴获并停止出版。一周后，该报编辑被日本宪兵以间谍罪逮捕。他先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大桥监狱，后又被转到条件更恶劣的江湾监狱。在关押期间，他遭受了日本看守的非人虐待，但他以青苔般的生命力忍受着。

1942年6月，美国政府委托瑞士作为中间人与日本进行谈判，以战俘交换的名义将鲍威尔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安排他乘坐意大利游轮返回美国。重获自由那天，他的体重从入狱时的145磅下降到了70磅。他瘦得像一根棍子，完全没有人的形状。由于长期潮湿寒冷，没有就医，他的脚变成了坏疽。返回美国后，鲍威尔留在纽约，住进美国最大的医院之一的长老会医院。在长老会医院，美国最权威的外科医生马洛里为他做了截肢手术。双脚从脚趾到脚踝都被截肢。结果，他成了残疾，终身无法站立。幸运的是，在医护人员的不断治疗和精心护理下，鲍威尔的身体逐渐康复。

康复后甚至康复期间，只要身体允许他写字，他就会重新开始写字。他的病床专栏《狱中记》发表于《纽约时报》。本专栏忠实记录了他在日本监狱期间的每一个细节。他的文笔犀利，言语犀利。受到美国舆论和民众的好评。美国人将这位在中国工作了25年的记者视为英雄，媒体授予他“亚洲最勇敢记者”的荣誉称号。 1942年9月7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一句话揭露了他受酷刑的根源：“日本侵华满洲以来，日本政府将他列为国家头号公敌”。

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审判日本战犯。鲍威尔接到消息后，不顾医生的劝阻，尽管明知自己患有心脏病，但仍带着残疾，专程前往东京作证。

1946年6月17日，鲍威尔与亲眼目睹南京沦陷的威尔逊博士、马奇牧师一起，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美国证人，出席对战犯的审判。作为9月18日事件的第一位证人，鲍威尔向法庭详细陈述了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情况。他在法庭上讲述了日本关东军偷梁炸毁南满铁路六条湖段，以及诬陷中国军队破坏活动并以此为借口攻占沉阳的全过程。他还用自己当年的报道证实了日军的其他暴行，包括他在1931年底写的《日军以窝藏游击队为借口，在东北一个村庄屠杀了3000名无辜平民》。此外，他还回忆了他在东北采访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的许多事实。鲍威尔的证词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理性、公平、公正”的审判发挥了重要作用。

按照鲍威尔原计划，在东京审判作证后，他将返回自己的第二故乡——上海，他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了25年。 “我非常愿意看到胜利后的中国，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但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监狱生活让他的身体支离破碎。东京法院在多次作证后，终于不堪重负。他的心脏病复发，医生诊断后要求他立即返回美国治疗。原定的第二故乡之行只好放弃。如果错过这一点，鲍威尔将永远没有机会与中国重燃旧情。胜利之后，中国和阔别多年的老朋友终于没有机会见面了。

1947年2月2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校友聚会上人头攒动。鲍威尔受邀上台发表主旨演讲。演讲结束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没想到，他心脏病发作了。他双手放在胸口，突然倒在了地上。他陷入昏迷，再也没有醒来。他于61 岁时去世。

《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中国人应该记住约翰·鲍威尔这个名字。他是日本侵华罪行的历史见证者。更重要的是，他重新定义了9月18日事件。他在纽约病床上开始撰写并于二战胜利之年出版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中写道：“我们最好记住1931年9月18日，因为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开始！”

这是基于良知的提醒，它告诉我们：在1939年9月1日，也就是一般认为的二战爆发之时，德国入侵波兰之前，中国人已经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下受了八年的苦难。

（感谢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徐涛对本文的帮助）参考书目：1.《正面战场：九一八事变》，宋希濂、董其武着，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月版

2、《勿忘“九一八”画传》，李仁义图，李东红着，中国友谊出版社2015年9月版

3、《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解说，唐德刚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版

4.《顾维钧在“九一八”》，宗敏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5.《密勒氏评论报》，郑保国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6.《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主编鲍威尔的回信》

台湾音乐人的成都“乐缘”：盼奏响两岸交流乐章